1960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于4月1日至5月15 日到湖南的宁乡、长沙两县农村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刘少奇先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塘生产队呆了五天，9日到湘潭市郊荷塘公社许家垄生产队，三天后，即 4月12日，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刘少奇蹲点18天，是他整个湖南之行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的地方。之后，刘少奇回到故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作了七天调查，又继续看了一些地方后，回到长沙，结束了调查。这次调查，成为刘少奇“模范执行中央决定、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资历，成为他后来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题材，也成为他订政策、发批示的参照。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刘少奇提到： “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祸’”，凭的就是这次调查。

在这里加以特别说明的，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长达18天之久的蹲点调查。

天华大队原来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立起的一面“红旗”。刘少奇来以前，中央曾派出胡乔木和人民日报的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调查组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然而，刘少奇通过18天的蹲点调查，却得出了和中央调查组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个队有问题，生产和其他工作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并且和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有关彭梅秀事件，大家可以自己详细的看）发生了严重的面对面的冲突。同时敢于动用 “大兵团作战”来对付反对他的人。以至于彭梅秀在一年以后死亡。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刘少奇的另一面，那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善于搞斗争、善于整人。在政治运动的残酷打击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刘少奇，本人也是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人、迫害人的内行里手。如果说，刘少奇死亡的原因，是文革运动对他的打击迫害，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刘少奇亦应该为彭梅秀的死负一定的责任。也正是这次的调查，为刘少奇的“四清”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60 年起，毛泽东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领导日常工作。1963年2月，刘少奇主持了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为运动定调。在那段时间，他不但强调中国会“变修”的危险，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而且对毛泽东提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作出了“可以造反”的回答。在运动展开后，当刘少奇听到毛估价说有20%的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腐化变质的干部手里，周恩来彭真等人说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权力被坏人掌握时，他进一步夸大说不止三分之一，尤其是在城市、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在那几年里，毛泽东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尖锐看法，刘少奇就接过来把它解释成、操作化成为一个“打击一大片”的具体政策，这个互动形式在文革前几年一直持续着。这无疑是紧跟毛的阶级斗争理论，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难怪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的一致时指出：“ 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要来做文章了”。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推动的，特别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亲自坐镇指挥四清运动。

1963年5月2日至1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四清前十条），这个文件，除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外，在操作层次上，并没有强调刘少奇主张的“大张旗鼓地处理”，而是提出比较温和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可是，我们的刘少奇同志根据他在天华大队的“经验”以及他一贯紧跟毛的作风。发展出了一整套的“工作方法”。

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同到河北抚宁县蹲点的王光美的谈话中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都有根子，要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由此，打开了层层追查干部、人人过关的大门。

8月16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强调了刘少奇所特别偏好的另一个工作方法，即“大兵团作战”：“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关于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我后面详细论述)。

9月，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最後定稿。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并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的就不能依靠。所谓 “扎根串连”，是指象土改时那样，由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找到村里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从而“扎正根子”，作为建立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基础。当时领导江苏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将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薄一波同志认为，刘少奇的作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

在《后十条》和刘少奇的多次有关四清的讲话中，也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发在第一位，但在刘少奇的前后文中，发动群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基层干部，一种“上层联合下层对付中层”的权术。和一切精英的看法所略同，刘少奇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这里描述群众的主要参数指标，是其“热度”、“火候”、“空气”等等－－典型的塔尔德或勒、朋式的语言，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在印发《后十条》同时，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这就是著名的 “桃园经验”。这份洋洋六万多字的冗长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介绍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的经验。这篇报告所介绍的“桃园经验”，将刘少奇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帐、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一）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么友好反应。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 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明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

（二）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他们。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据后来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 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 个，“受教育”者达95％。

（三）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後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利用群众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 “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其次，刘少奇还在文艺战线上紧跟毛，开展大批判。1964年一月刘主持中宣部和文艺界座谈会，传达毛指示，他认为京剧有反党动机，提出也是影射党，把两位作者孟超和田汉打成反党分子。不久他又在和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中国文学艺术有”根本方向性“问题。这都为文革首先在文艺领域展开制造了声势。

当文革进入紧锣密鼓的发动期后，刘少奇也没有做过任何抵制的活动，相反，他基本上是企图紧跟毛的。例如，当毛决定打倒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时，以刘少奇对这些人的了解，他不会不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但他不但在党内会议上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而且在很多对外场合喜形于色地告诉外宾说中国挖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当文革正式开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一段时间，让刘少奇主持工作。刘利用他掌握的权力派出工作队，到很多单位挖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尤其在学校中，声称要定几十万右派。1966年6月，刘少奇在和派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谈话时说那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刘超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可以肯定的了”。他还对如何揪斗这位老革命和中学校长作出了这样的部署：“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少奇在被打倒前的这些言行“澄清了一些流行的历史错觉”，“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这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这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